关成华:十年问学

发布日期:2021-09-28 21:28   来源:未知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开通个人微信公众号“华英成秀”,首发文章《十年问学》,浓缩十年间对生活与工作的思考感悟,畅谈十年间求索创新之路,特此分享,以飨读者。

  本创建活动被新冠疫情耽搁了十个月。团队在策划开设公众号时,原定在今年2月26日首发《十年问学》,然后陆续发布我在“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课堂上讲授的内容。疫情突袭之下,大家当时的心情既凝重又不安,我们停止了公众号开设工作。

  公众号近期将围绕教育这一主题进行学习探讨。从去年秋季开始,我组织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建立了跨学科工作团队,围绕“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进入今年12月份,我们分别在北京和珠海举办了两场论坛活动,共计发布了三项研究成果。对“教育服务产业”、“教育与创新关系”等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思考,促使我调整了原初的线年重点探讨教育问题。

  讨论话题将聚焦和延续在美访学期间的思想和成果。2010-2015年,我在美国初步完成了《走近电子治理》、《美国大学的治理》和《美国创新的故事》三部专著。这些成果,虽然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但也自成体系且取材丰富。未来,将择其要者陆续在公众号发布。

  本公众号由工作团队利用业余时间运营和维护。工作团队主要由我的同事和学生组成,正是他们的热情和奉献促使我下定决心来构筑这一全新的交流渠道。我更愿把这一渠道视为新型学习园地,也当作是课堂的延展。诚挚期待读者朋友对包括我在内的团队给予理解和帮助。但需特别声明的,本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和运营过程中的一切责任和风险全部由我本人承担。

  十年前的今天,2010年2月26日,我辞去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职务的申请,终于得到市委批准,市委组织部领导到昌平宣布了这一消息。会后,我独自乘车离去,婉拒了所有的道别与送行,悄悄离开这个我工作和生活了四年并倾注了满腔热忱的地方。2月底的昌平,春意微露,但是残冬的寒气依旧逼人。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如既往地排列肃立,街上的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奔波。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路却不会再一如既往地走下去了。

  辞去领导职务重返校园,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方向是早就明确的,但是在离开昌平时,以后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受几位老朋友之邀,我加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算是有了一个栖身之地。特别感谢当时校领导的关照,使我有了充裕的时间与空间,慢慢地思考和探索未来发展,并且有机会去美国访学,寻找新的灵感与启迪。

  经过半年筹备,我于2010年8月到美国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访学竟会持续五年之久。虽然我以前也多次到过美国,但是由于行程限制,大多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并没能深入体验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了解美国人的思维特点。

  我非常珍惜这次访学机会,认真规划了生活与学习安排,主要以哈佛大学及其所在的波士顿地区为中心,深度融入当地人日常生活,广泛考察美国社会状况。几年间,除了在哈佛大学上课、读书、研究之外,我还走访了美国其他许多地方,深入各类学校、医院、社区、企业、公益组织等,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结识了一批留美的华人学生、学者。访学时光愉快又充实,远离国内的俗务纷扰,避开无聊的交际应酬,使我终于有了多年枷锁一朝解脱的轻松,能够以愉悦的心情、充沛的精力、沉静的状态,投入长期以来一直追寻的新生活。

  回想自己的辞职经历,虽然结果如愿以偿,但是过程颇多周折,很多人更是无法理解我的选择。记得当时有领导问我,何苦非要放弃现成的大好前途,去做并不受真正重视的学者呢?我的回答是:我只想在追求知识中得到快乐和满足。社会上也曾流传过关于我的种种猜测,比如干了坏事想跑、受了欺负排挤、脑子出了问题等等,我都一笑置之。能够每天在“以真理为友”的哈佛读书、思考,时时呼吸着纯净自由的空气,那点羁绊和误解又算得了什么呢?幸运的是,仍有很多朋友对我的选择给予了积极理解和热情支持,让我走在这条新路上并不感到孤寂。

  2015年7月,我结束访学,带着五年来的收获,以全新的状态回到北师大,重新开启自己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工作。受老朋友委托和学校安排,我兼任了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以下简称“经资院”)院长。此后,我围绕教学科研倾注全力,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创新。在整合优化经资院科研资源的同时,大力推动机构改革发展;在征求全院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起既便于管理又体现民主,并能让大家充分享受学术自由的制度体系;加快学术建设的国际化步伐,支持师生出国访学交流,邀请国际著名学者加盟;深入落实研究计划,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开设研究生课程,等等。略感遗憾的是,这些工作目前还没有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

  回顾近十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三个领域展开:创新、绿色与教育。创新早就在计划之中,也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内容;绿色和教育则是后来根据实际需要,逐步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三个领域既相互关联、内在一致,也与我自己的兴趣和生活密切相关。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仍将专注于这些领域,坚持深耕细作、砥砺前行。

  在辞职之前,我已经关注创新问题10多年。1998年,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期间曾经发表文章,呼唤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并形成了志于培养“开拓创新,超越激情”的理性建设者的工作主轴。到北京团市委后,我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主张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和服务型青年组织,并以此实现青年工作的现代化。在昌平工作时,我逐渐确立了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思路,并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可以说,从北大到团市委再到昌平区,对“创新”的尝试和探索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把对其他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合在“创新”大框架之下,就成了我在昌平工作后期孜孜以求的目标。

  然而,在这一领域深入下去,我很快发现国内相关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非常匮乏,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已有成果的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突出,很难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远目标。因此,我决定把转型学者后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创新”上,欲竭尽心智来探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也成为我访学期间的主要工作内容,着重以美国为例来探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通过深入、系统地考察研究,我发现在美国,创新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且热度非常高的词汇,贯穿着从建国到现在的全过程,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根据谷歌统计,“创新”的使用频率近十年来大幅上升并长期稳定在高位,特别是我居住的波士顿地区,更是全美乃至全球“创新”热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人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往往聚焦于科技、经济等领域。这些当然是创新的重要方面,但并非全部,甚至也不是最关键的部分,或者说只是创新文化、制度和思维在这些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还没有真正解决创新根源问题的国家来说,看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基于这些认识,我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对创新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创新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有益探索。”以此为出发点,我对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逐渐形成了研究创新的独特视角与方法。

  个人认为,创新不是某些人群的“超能力”,而是人类的本能,人人均可创新。据此,我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创新理论框架,提出“创新人”假设,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形成了《城市“创新人”》等成果。基于环境对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我将创新研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形成了《走近电子治理》、《目标治理之道》等专著和译著,发表了《大数据视阈下的公共治理创新》等论文。以这些研究工作为基础,我在北师大开设了名为“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生课程,引导学生站到时代前沿,把握创新的本质与精髓,形成正确的创新观,更好地提升创新素养、投身创新实践。

  一路走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创新领域博大而精深,研究工作艰巨而道远。我个人的教研工作刚刚开了个头,还需要更加持久、专注地投入,也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多元碰撞、并肩同行。为此,我积极参与北师大和经资院的相关平台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的创新研究队伍。

  2011年,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发起成立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首科院”),由北师大经资院负责具体运维。我作为成立首科院的重要牵头人,回国后接手了首科院工作,与同事们共同耕耘科技创新领域。几年来,首科院已连续出版《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等年度品牌成果,研发了“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被誉为首都创新发展的“晴雨表”。为了更好地助力创新创业,首科院联合相关机构和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智能孵化网络(WIIN)”,致力于连接中国与世界,创建新时代“人类创新创业共同体”。

  2015年,我在北师大成立了创新发展研究院,着力打造集理论研究、微观调查、产业服务、政策咨询、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国际化智库。2018年,响应北师大落实“一体两翼”战略、加快建设珠海校区的号召,创新发展研究院主体南迁到珠海。目前,研究院已经吸引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

  2004年,我参加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看到了刚出版的《B模式: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一书。该书认为,现代文明正处于困境之中,以往依靠过度消耗自然资本、使产出人为膨胀的经济模式——A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应该采取B模式——全球动员起来,稳定人口和气候,使问题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这个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也成为我后来从事研究绿色发展的重要起点。特别是那时候,北京乃至全国的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紧迫性。

  巧合的是,到了北师大经资院,我才发现这里是研究绿色发展的重要基地,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和丰富的科研资源。自2010年起,院里每年组织编写《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2015年12月31日,国家主席习发表新年贺词时,桌上就摆放了当年的这本报告。

  2013年冬,北师大经资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到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访学。李教授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得此良机,我们经常促膝长谈,尤其在绿色发展研究方面交流很多。李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从2010年起主持“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研究项目,其时已经基本完成。2014年春,李晓西教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了“从中国视角解读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发布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并解读了中国“后2015发展规划”。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哈佛大学专题宣讲中国的绿色发展研究,在学生学者中引发了热烈反响。

  多年的社会工作,特别是在昌平的工作经历,使我对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指标产生了重重疑虑。这些指标无法反映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驰。可以说,我们国家自然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考核体系导致的后果。

  在美访学期间,我注意到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正在探索建立和应用一种新的指标体系——“真实进步指标(GPI)”。其主要做法,是减掉GDP指标中降低社会福利的部分,比如由于犯罪、离婚、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导致的支出;同时,加上GDP指标中忽略的非市场交易活动的价值,比如家务劳动、志愿服务、铁箅盘论坛4905com。生态改善等的贡献。由此可见,GPI是对GDP的调整与完善,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成效,反映居民实际可以享受的福利水平。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估GPI,我专程去了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州政府,拜访相关专家学者,深入了解美国和全球GPI的发展与应用情况。回国后,我组织专门力量,研究构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GPI体系,并据此进行全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目前,该调查已经开展了3年,初步建立起中国真实进步数据库,并基于这些数据形成了《测度真实进步:真实进步指标的应用》等研究成果。

  我们在绿色发展研究方面的努力,也赢得了国际组织的关注和认可。2014年,北师大经资院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成立“UNIDO-UNEP绿色产业平台中国办公室”。该办公室依托北师大经资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组织机构与专职工作团队,已经发展会员单位百余家,重点围绕绿色企业能力建设、绿色技术引进交流、绿色产业投融资、相关法规政策等,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办公室每年举办的“中国绿色发展论坛”,已经成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最重要活动之一,也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研究与实践的一个风向标。

  就我个人来说,绿色发展研究不单是一项工作,更是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特别是中美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使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改善国内环境的重要性,同时美国的环境治理经验,也使我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近年来,我不断深化绿色发展研究,陆续发表了《环保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与作用》等论文,出版了《绿色发展与转型》、《绿色企业评价指南—方法与实践》等著作。与此同时,根据教学需要,我与同事一起编著《绿色发展经济学》,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一些空白。

  近些年,我对教育特别是K12教育的关注,首先是源于自己培养孩子的需要。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基因突变导致智力发育迟缓,无法接受普通的学校教育。我到美国访学安顿下来以后,把两个女儿也接了过去。当时,大女儿已经在国内上了几年小学,小女儿则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小女儿的入园问题比较好解决,只需要找到社区幼儿园,登记后等通知就可以了。我主要担心大女儿,一是能否找到合适的学校,二是她能否适应美国的学校教育。但是情况出乎意料地顺利,不仅很快找到了愿意接收的学校,而且每天上下学都有校车到家门口接送。在校期间,学校对于这些特殊孩子,还会安排专门老师陪同和照顾,政府也会对这些学校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大女儿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生活,每天上下学都兴高采烈,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孩子们在美国上学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首先,是孩子们入学、入园很顺利,丝毫没有受到我外籍访问学者身份的影响,学校和幼儿园方面也从来没有问过这些,只要孩子在附近居住就可以提出申请,而且信息公开,无需找人托关系。其次,是学校和老师对孩子们的关爱,以及这种关爱给孩子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从老师看孩子的眼神中,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是有温度、有感情的。我相信,这种爱孩子们是能够接收到的,因为她们都很喜欢去学校和幼儿园,也很喜欢她们的老师。有一位华人家长曾经感慨地说,这些老师照顾孩子,比我们家长自己都要用心。我也由此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教育问题。

  访学结束后,我举家回国,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孩子们如何上学。我希望在国内找到一所学校,能让孩子们在上学期间,继续保持阳光状态,但是很遗憾没能如愿。从那时起,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在中国建一所高品质国际学校,引入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为自己的孩子们,也为更多有类似需求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由此,我考察了国内外多所著名的国际学校,研究了他们的发展过程、模式和经验。同时,我多次组织高端行业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国际学校的代表和专家,围绕国际教育的先进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2019年上半年,我组建专门团队,系统考察了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教育,为更好地推动国内的国际教育发展,做了比较扎实的准备。从国内情况看,近些年国际教育需求持续激增,国际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外教资源短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缺乏优秀校园文化等。对于这些问题,国际上已经积累了一些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有些可以直接学习借鉴,有些需要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完善。其中最关键的一条,还是需要国际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共同在行业前沿加强学习、探索和实践。

  在此期间,我个人对国际教育创新,也形成了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主要是应把握好三个方面:渐进发展、文化融合与研究支持。渐进发展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创新,从现实条件出发,一点一点地改善,而非全部推翻重来;文化融合即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交流中进行创新,比如多个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这是被诸多事实证明的创新要素之一;研究支持即用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来指导实践,如美国将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高校的知名学者聚集在一起研究教育创新,然后再推动实践。这样的途径和方式,可能会是比较现实和稳妥的。

  在教研实践中,我着力推动研究支持,奠定教育创新长期发展的坚实基础。2019年7月,北师大创新发展研究院与校外教育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成立未来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旨在着眼长远,开展与教育创新相关的研究、咨询、交流、传播等工作,力争逐步成为业界领军人物交流的平台、中高端国际合作的载体、教育理念和教育技术创新研究的基地。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并按计划顺利推进。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25岁时,在北大当老师,给十八九岁的大学生讲人生课。这门课讲了10年,学生总共约有两三千人。记得学校曾经让学生投票评选最喜欢的课,我这门课还排在前列。人生课能得到学生的欢迎和认可,在当时的北大还是很少见的。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有人喊我关老师,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在北大听过我的课。在北师大时,也曾有人找到我,说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当年讲人生课的关老师。

  从开始讲课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还记得我,让我很感动。但是这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困扰,就是这些学生记得的关老师,还是当年那个关老师,有着那样的思想观念,讲那样一些内容。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的认识和观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了解,我现在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看法呢?最终的决定是做研究,希望有机会用研究成果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几年以后我的想法可能又会变化,但这就是人生的乐趣,也是研究的魅力。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得以不断地调整、修正甚至颠覆以往的认知,从而实现新的提升、新的进步。

  以前在北大,我曾给学生们讲过一个扛竹竿进城的故事。我把竹竿比喻为一个人的才智,北大学生在学校学习了知识、培养了人格,就算拥有了一根“竹竿”;毕业了要走上社会,而城门就是一个关口,如何过好这个城门是一个大问题。我当时的意思,是希望鼓励年轻学子们以北大文化来适应社会文化。现在想来,确实有些不妥。平特乾坤报图库!这个故事过于强调适应环境,但是很多时候,适应环境就会改变初衷,我们就可能从此变成了另外一种人。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去适应,环境就很难改变、优化。

  这里面涉及到个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我比较赞同“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我个人的研究也充分表明,人的行为往往受到环境的左右。因此,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既涉及到改变自身,也涉及到改变环境。而这两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我们自身和环境都能不断变好,这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思考和探索。

  我现在北师大常常和学生讲,希望大家能慢下脚步、静下心来,认真感受大学生活的美好。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大家似乎都习惯了“出名要趁早”的节奏,比如做毕业论文似乎就是为了早点毕业,很少有为了提高论文质量而愿意延期毕业的。在哈佛时,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学生,用3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和他的家人都以此为荣。当然,这可能表明这个学生很聪明,但是我想单凭这一点并不值得人羡慕。如果我们的人生规划正确且清晰,一切都想得很明白,能做到“多快好省”当然很理想。但是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情况是,大家只是为了赶时间,却忘了最终要去哪里。

  以我个人的体会,人生几十年,需要持续地探索、试错、反思、调整,才有可能不断地完善和提高,最终实现有意义的目标。我大学毕业以来的三十年,在北大学习和工作十年,在北京市工作十年,近十年来则回归校园、重返讲坛。我在每个阶段,都用了大约十年时间,反复地体验和思考各方面情况,才能对当时状况做出比较合理的评估,对未来发展做出新的决定。这也是我这十年来,获得的一点人生感悟。如果我还有机会给大学生讲人生课,这大概就是我现在想讲的一个内容。

  十年后的今天,2020年2月26日,我安居在中国南方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2月底的粤港澳大湾区,已是满眼绿树婆娑、鲜花初绽。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搅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节奏。但是我相信,不谐的插曲终将过去,时代进步的潮流必会关山无阻、滚滚前行。清晨,我驾车驶上宽阔整洁的滨海大道,一片蔚蓝澄净的天空下,海面微波荡漾、水光粼粼,港珠澳大桥犹如一条长长的飞链,架起了海上通道,也融通了三地的经脉与活力。我轻踩油门,车子迎着朝阳和清风一路向前……